米兰的夜色像一块湿透的天鹅绒，沉甸甸地压在城市上空。圣卡罗医院的窗户透出惨淡的荧光，一扇扇像是巨大的牙科X光片，映照着走廊里那些暗红色的防火门。我叫路易莎·贝内德蒂，是这家医院夜班护士中的一员。 1979年的意大利，空气中弥漫着铅汽油和巴勒斯坦的硝烟味。恐怖袭击已经成了一种日常：今天银行，后天火车站，大后天学校。米兰的北方联盟头子被抓了三个，又冒出了五个。人们把收音机拧到最大声，却什么也听不见。 我总在午夜十二点零三分到岗。从更衣室换好那件浆洗得硬邦邦的白色制服，走过停尸房——不，按照医院官方的说法，那叫“安宁室”。一共七间，每扇门上都贴着从哪个病房转来的病患名字，有的已经变成了灰白色的手写体，落满了灰尘。第七扇门后的名字，永远用红墨水写着：待查。 我值夜班的第三周，开始注意到一些不对的地方。不是鬼魂，我不是那种相信鬼魂的人。我受不了那些关于鬼故事的粗浅童话。真正让我不安的，是那些不曾在病历上留下痕迹的病人。 一开始只是一个小女孩。五天大，凌晨三点送来的，没有名字，没有出生证，只有手腕上一根系着塑料牌的粉色橡皮筋。主治医生是卡瓦佐尼——院里唯一的夜班外科主任。他做手术的方法我从未见过：不麻醉，不消毒，切开后不做任何标记。他管这叫“无菌化处理”。 第六周，我发现了规律。所有送进第七间安宁室的人，都有一种奇特的标记：在腹部左下方，总有一块深紫色的淤痕，形状像是某种撕咬的齿印。不是蛇的，也不是蜥蜴的，更像是——人类的牙痕，但比普通人的牙齿间距窄得多，像是婴儿，又似乎不是。 卡瓦佐尼医生从不用灯进第七间。他有一把德国产的微型手电，只照病人的脸。那个紫色印记一旦显现，他就不再与任何人说话，只是低低地哼着一首曲子——贝多芬的《月光奏鸣曲》，第一乐章，断断续续的，像是被什么东西打断了肋骨。 我开始记录。1979年6月14日，38岁男性，无名，紫色印记在第5肋间。1979年6月17日，女性，约40岁，紫色印记在髂窝。1979年6月21日，一个我认识的人——米兰一家面包店的老板娘，几天前还递给我一只热气腾腾的夹心面包。可病历上写着：无主，无业。我放下笔，看着自己的手在颤抖。 到了第八周的那天夜里，我终于决定做点什么。我在更衣室的门缝里夹了一根头发；把第七间安宁室的挂钟调慢了十分钟；在卡瓦佐尼的办公桌抽屉里找到了一叠信——没有抬头，没有落款，只有落满灰尘的意大利语：“他们会回来的。他们已经回来了。我们只是在帮他们清理门口的脚印。” 我不是胆小的人。我经历过二战废墟，见过被纳粹吊在路灯下的游击队员。可那天晚上，我第一次觉得，也许我信的那些事，早就在我睡着的时候，换了一个主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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